寻脉大国保险①：看看1979年副总理怎么说保险的

　　文丨徐晓

　　对于中国保险业而言，1979年是继1949年之后又一个改天换地之年。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第一年。

　　这一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核心问题来解决；

　　这一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改称“经济特区”）；

　　这一年的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据考证，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要搞市场经济。

　　正如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提到的那样，这一年官方舆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其中一件需要“重新颠倒过来”的事情，是恢复已经停办约2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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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开了小一个月，“龙抬头”了

　　工作就是开会。

　　1979年2月5日至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银行工作会议。

　　先此，人民银行与财政部之间曾有长达十年的“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

　　人民银行成立于1948年12月1日，而财政部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照理说，两个部门各司其职，两股道上跑车，但是走着走着就并线了。

　　据刘鸿儒回忆：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务院主管财政银行的副总理李先念，在银行与财政部由于业务划分发生争执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吵什么，还不是资金从我的这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里了嘛！’这就形象地说明当时的资金筹集与分配都是国家计划安排的。

　　说白了，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一个是管家一个是出纳，既然如此，合成一家也无妨。

　　于是，1969年7月，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合署办公，人民银行成为财政部领导下的一个独立业务单位，从事金融业务工作的干部一度只有87人，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

　　陈希愈于1973年5月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兼人民银行行长，也就是说，人民银行比财政部矮半截。1977年底，中央决定将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并从1978年1月1日起与财政部分设办公。

　　半个月后的1月15日，中央任命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为人民银行党组书记、行长，副部长级的原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改任副书记、副行长。

　　1979年2月，“独立”后的人民银行第一次全国会议开了小一个月，从农历正月初九一直开到了二月二“龙抬头”。

　　讨论的内容很多，事后成稿的会议纪要提出了十点意见和措施，包括恢复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分设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原来中国银行附设在人民银行内）等等，其中第六点是“开展保险业务，为国家积累资金，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

　　会议决定：

　　今后对引进的成套设备、补偿贸易的财产等，都需要办理保险；

　　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

　　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

　　在重要口岸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所在地，逐步设立保险分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总公司领导为主。

　　之所以叫“恢复国内保险”，是有故事的。

　　刘鸿儒上述李先念“口袋说”，落实到保险业即是著名的“倒口袋”理论：保费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国营企业保险，而保险公司也是国营的，就公与公之间的关系来看，是“公家买、公家赔”，是资金旅行，是“倒口袋”。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大跃进”的1958年底，财贸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1959年，各地纷纷都以“大跃进的速度”停业务、撤机构。这一停就是20年，直到1979年迎来“改天换地”。

　　1979年4月9日，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了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

　　有了国务院的加持，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就从“行业意愿”变成了“国家意志”，一切都加速运转起来。

　　1979年中，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如人民银行《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人民银行与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外贸部、外汇管理总局《关于办理引进成套设备、补偿贸易等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人民银行、财政部、农行联合发布《 关于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等等。

　　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

　　①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所在地和重要口岸恢复设立保险分公司，相当于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处一级的企业单位。所谓“重要口岸”，按老保险人的说法，就是“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

　　②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目前可先办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工具保险以及个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③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或委托国外厂商在我国承建的工程，国内单位运用中国银行外汇贷款进口的设备或建设项目，国外来料加工和提供机器设备的加工业务，均应向人保公司投保；

　　④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办理以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参加保险的财产一旦发生损失时，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契约的规定负责赔偿，国家财政不再核销或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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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车子这么多，总不能坐在马路上搞培训吧？”

　　文件开道，全国开干。

　　从4月份之后，各地陆续开始筹备工作。开门三件事：分设机构、招募人员、筹办业务，件件都是难事。

　　以上海为例：

　　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之后，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口岸城市，继续经营国外保险业务，对外仍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义出具保单，其实公司只是一个牌子，降格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内设的保险科。

　　1979年决定恢复国内保险后，保险科从5月1日起与中国银行脱钩，恢复人保上海分公司建制，组织关系上划归人民银行领导。筹建之初，迎面碰上的问题是：一无保险干部、二无办公用房、三无保险资料。

　　最高指示有云：“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作为民族保险业的发源地，上海的老底子还在，经过摸底调查，“潜伏”在银行系统内各个岗位的“老保险”尚有一百余人，“尽管大都年老体衰或即将退休，尚可留为种子，发挥传帮带作用”。分散在其他行业、单位的也有相当数量。

　　听到消息的老人们非常兴奋，奔走相告，辗转打听消息、接洽关系，要求归队。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十分支持：

　　①同意保险骨干归队；

　　②动员即将退休或已经超龄的“老保险”暂缓退休；

　　③新招部分青年员工。但因人员编制、劳动指标等硬性政策“卡脖子”，仍然不能尽如人意。

　　“老人”们业务荒疏了，新人们白纸一张，都需要重新培训。培训师资可以赶鸭子上架，培训教材可以自己编写，只是培训场地不好找。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领导说得很实在：

　　在解放区很方便，大家坐在田头就可以上课了。今天在上海车子这么多，总不能坐在马路上吧？

　　最后采取“大集中小分散”的办法，集中起来上一次大课，然后分散到各区办事处组织学习讨论。

　　基层建设方面，人保上海分公司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分设出来，由科级部门升格为处级单位，转归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领导。分行领导对恢复保险工作很支持，想方设法挤出三间办公室供分公司使用。在市辖各区成立保险办事处，各郊县恢复保险支公司，牌子挂出去了，但并未分设，内部还是同级银行的保险科或保险股。

　　微妙的是，原来一直属于银行内设的一个部门，相安无事，一旦对外挂牌了，银行心里就不爽了。在分行行务会议上，有些银行区办主任建议：保险公司干脆独立出去，自行选择若干点，例如全市划分东南西北中五大块，设立保险公司街道办事处，直属保险分公司领导，就别再附设在银行内部了。

　　言下之意是：你们不是翅膀硬了吗？干脆单飞呗，做啥还赖着不走？对于此种苗头，分行行长态度十分明确，答复十分果断：照此方案，要恢复保险三年也办不成。行长强调：国务院已经批准逐步恢复保险业务，年内必须完成筹备，明年1月1日开始营业。保险总公司归总行领导，分公司归分行领导，保险区办就设在银行区办内，干部配备、办公用房、营业器具等，都由银行区办负责。

　　没有领导的支持，你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这是真理。

　　业务筹办方面，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人保上海分公司在汇报材料中说：自1979年5月1日以来的半年中，我们打了五个战斗：

　　①集中力量收集各种保险资料，调查研究，做好基本的准备工作；

　　②讨论总公司下发的7个条款，提出意见，同时拟订上海的企财险和家财险条款；

　　③完成各种单证印刷和图章刻制；

　　四是集中力量办好短期培训班；

　　⑤贯彻落实总行、财政部、农行《 关于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

　　计划从12月份起转入第六个战斗，有步骤有重点地联系有关企业，开展宣传，争取办理明年年初的预约承保工作。

　　上海分公司还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上海的保险被迫停办了这么多年，同志们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明确了要恢复国内业务，大家热情高涨。

　　即使在高温季节，为了掌握历史情况，同志们赤了膊进入仓库，爬上落下，翻箱倒柜找资料。

　　为了占有第一手资料，冒暑奔走搞调研，回来后又是一手挥扇一手执笔，汗流浃背拟订条款，赶写调研专题报告和实务手册等。大家不顾年老体衰，千方百计动脑筋，白天夜里加油干，战胜了盛夏和办公条件差的困难。

　　画面感十足，有没有？

　　上海一直是保险业的翘楚，无论四九年之前还是之后，也无论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期间还是恢复之后。上海的情况是个特例，上海尚且如此艰难，遑论其他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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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要不要搞、怎么搞，看看马恩列斯怎么说

　　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人民银行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说“第一次”其实并不准确，真正的第一次“全保会”是在1949年9月召开的，但这次是1959年停办国内业务之后的“第一次”，对于劫后余生的保险业而言，其意义不亚于30年前的“第一次”。

　　刨去25日星期日休息，会议实际开了8天。会议议程包括：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希愈讲话；人保公司副总经理宋国华作工作报告；分组讨论国内外业务的机构体制、经营管理、国内业务三年规划、《保险法》初稿等；薄一波副总理接见会议代表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总结。

　　参会人员：除西藏之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银行分行主管保险业务的副行长，人保总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保险公司分支公司负责人和业务干部，国务院财贸小组、经委企业管理局、财政部及其所属单位、公安部七局、农业银行、人民银行总行各有关司局相关干部，新闻记者，北京、江西、重庆、贵州、天津等地财金院校的人员。

　　总计一百余人。

　　参会代表中有两类人比较引人注目，一类是老一辈的“火种”，一类是少壮派的“种子选手”。

　　前一类人中，有人保总公司的林震峰、施哲明、王永明、赵济年，上海分公司的吴越、乌通元等，都是1949年以前从业的“老保险”，也是人保的创业元老，其中林震峰、施哲明、吴越曾是上海“地下党”。

　　这批人大都年事已高，施哲明、王永明已65岁，林震峰61岁，都过了退休年龄；另外几位，赵济年58岁、吴越55岁、乌通元58岁。

　　百废待兴，国家正在用人之际，这些老同志的经验、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十分难得，正好发挥余热。不独保险业，几乎所有行业都这样，不信你看：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1909年生人，1979年时正好70岁；副行长陈希愈，时年68岁，都属于超龄服役。

　　后一类人中，大都来自各地银行，当时不显山露水，日后成为栋梁之才。如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干部吴小平，33岁，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后出任副主席；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王宪章，37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的掌舵者，当时王宪章的身份是“组长”，级别不详，但是排在他前面的是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保险科科长”，想来“组长”王宪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或许只是股级呢；还有来自人保南宁分公司的副科长陈名晋，35岁，2001年太平保险公司在内地复业后，陈名晋出任董事长。

　　“火种”和“种子选手”中间，大约有20年的断档，恰好匹配国内保险20年的空白，实实在在的“青黄不接”。

　　跟所有会议一样，第一次全保会的主要议程是领导讲话和分组讨论。

　　人民银行陈希愈副行长和人保总公司宋国华副总经理的讲话各有侧重，有意思的是，两人都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论证保险的必要性，并且十分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陈希愈指出：

　　30年的保险工作，走了一些弯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保险理论的研究。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建设对保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我们把保险理论的研究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了。用保险这个工具为‘四化’服务，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于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说，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研究和探讨，增强我们工作的自觉性和信心。

　　宋国华强调：

　　保险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加以总结研究，作出科学的回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统一我们的思想，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人民保险事业才能在新长征中得以逐步恢复，顺利发展。

　　与此相呼应，人保总公司专门编印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后备基金和保险的论述》，作为会议材料，发给全体代表学习，涉及的篇目包括《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等经典著作。

　　重视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佐证是，全保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在11月29日召开了中国保险学会成立大会，学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保险理论研究”。中国保险学会的成立比中国金融学会早了大半个月。

　　曾经有人说过：政治家只管行动，理论家负责给政治家的行动找依据。

　　反观我朝，还是挺讲究“理论先行”的，比如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1979年上半年又召开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具体到保险业，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实行强制保险》，为保险公司展业开路；1958年，在“倒口袋”的理论之下，不仅把《人民日报》的社论给否了，连同自愿保险也停办了；如今又要“否定之否定”了，不讲讲清楚能行么？最权威、最安全的招数就是祭出革命导师的经典理论，无可辩驳。

　　会议最后一天的11月27日上午，薄一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并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

　　薄一波跟保险业是有渊源的，30年前的1949年10月，正是他写信给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

　　薄一波在讲话中谈到：

　　建国后的头十年，我们借鉴苏联经验，搞了保险公司，事实证明是有益的，为国家积累了12亿元资金；

　　后来被“吹掉”了，是有原因的，其中也有工作漏洞的问题；

　　现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恢复，重要的是要把保险作为一个企业单位办，跟行政部门不一样，应该用经济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办，强调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和现代化，提倡钻研业务……

　　薄一波拉拉杂杂讲了一个多小时内，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始终不离主题，且条理清晰，观点鲜明，对经济、金融、保险的运行规律了然于胸，很多理念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比如：为了争取业务，费率可以上下浮动，可以适当采用佣金、手续费、物质奖励甚至现金奖励的手段，处理赔案要有灵活性，可以给公安等有关部门拨付防灾补助费用，等等。这些手段，在当时应当说还是比较超前的。

　　会议结束，各自散去。

　　经过1979年将近一年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物质准备之后，1980年，保险人开始风风火火闯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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